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是“关枢之地”

近日,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,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。这是继长城、大运河、长征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之后,我国启动的第五个国家文化公园建设。建设国家文化公园,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,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。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,对于丰富完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,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,延续历史文脉、坚定文化自信,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标识的传播度和影响力,向世界呈现绚烂多彩的中华文明,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

作为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,湖北以及荆楚文化在长江文化体系中具有哪些独特的地位?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,湖北应有怎样的作为?今天起,湖北日报开设“长江文明·荆楚绝艳”专栏,专访国内相关学者名家,请他们畅谈真知灼见,敬请关注。

冯天瑜,历史学家,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,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学部委员。著有《中华文化史》《“封建”考论》《中国文化生成史》《张之洞评传》等。

冯天瑜先生所撰的《长江礼赞》,以穿行古今的视角和情怀,赞美母亲河长江为“天赐中华”之“赠礼”,“试看今日之环球,长江正辉耀于东方”。

2022年1月初,国家正式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。冯天瑜先生一如既往地以大智眼界与赤子情怀,关注这一宏图伟业,以笔谈方式,接受我们专访。冯先生以深厚学养切入荆楚文化纵深,揭示荆楚文化的区域特征和演进规律,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,尤其是湖北和武汉在这一宏伟工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为,提供理论借鉴和学术支撑。

国家文化公园是承载着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公共载体,是国家的象征。长江文化是如何成为中华文化内涵载体的?

北纬30度线是“人类文明发生线”。暖温带——亚热带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先发地。在北温带偏南的北纬30度线附近,因兼具充沛的水热条件,成为最有利于文明发生发展的地段。这里并列诞生了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。四大文明拥有各自的母亲河:尼罗河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、印度河与恒河,以及长江和略偏北的黄河。

长江流域位于东亚大陆,西部耸立的横断山脉、青藏高原,将来自太平洋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拦在其东部,形成了一块北纬30度线附近不可多得的雨量充沛地带,使之具有充沛的淡水与丰富的热能,故长江流域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、文化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。

就大河与文明延续的关系,冯天瑜先生为我们比较了长江流域与尼罗河、两河和印度河流域:这些大河文明奠定人类文明的基础,又多已被取代而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,如尼罗河文明被希腊化、化,两河流域文明被波斯征服,印度河文明先后雅利安化、化。而中华文明于起伏跌宕间传承不辍,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域广阔、地理形势错综,存在平行互补且有自然屏障相间的两个大河文化——雄浑的黄河文化和灵动的长江文化。得这两条大河的滋养与回护,是中华文明于数千年间延绵伸展、从未中绝的原因之一。正如梁启超所说:“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。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,灌于平原故也。”

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,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,自晚周急起直追,巴蜀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、三晋文化、秦羌文化并耀千秋。龙凤齐舞、国风—离骚对称、孔孟—老庄竞存,共同构建二元耦合的中华文化。中唐以降,经济文化重心南移,长江迎来领跑千年的辉煌。近代以来,面对 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长江担当起中国工业文明的先导、改革开放的先锋。

武汉作为长江流域的核心城市,其优胜处可归结为“水” “中”“通”三字。“水”是武汉的独特优势,湖北是“千湖之省”,武汉为“百湖之市”,人均淡水占有量位于世界前列,在全球众多城市“因水量产”、为淡水资源困扰之时,武汉丰富的淡水资源能够支撑未来城市持续发展。

“通”是武汉江汉交汇、四通八达的地理格局。东西向的长江主干和南北向的汉江主干,在武汉南岸嘴交汇,让武汉拥有了“九省通衢”的通达性。长江是连接中国东中西部的“黄金水道”,干线航道年货运量稳居世界第一。依凭横贯东西的长江干流和南来之湖湘、北来之汉水、东来之鄱赣造就的航运网,武汉成为川、黔、陕、豫、鄂、湘、赣、皖、苏等省份的物流中心,当代更是“水陆空”几纵几横的交通枢纽和现代信息汇集区。

“中”,即为文明中心区。如果说中国的自然地理中心在黄河上中游,那么经济地理、人口地理中心则在长江流域。以武汉为圆心,1000公里为半径画一圆圈,中国主要大都会及经济文化繁荣区皆在圆周近侧。居中可南北呼应、东西会通、引领全局。长江经济带覆盖中国11个省市,包括长三角的江浙沪3省市、中部4省和西南4省市。11省市GDP总量超过全国四成,且发展后劲不可限量。

美国未来学家列举 “21世纪全球十大超级城市”,依次为:印度班加罗尔、中国武汉、土耳其伊斯坦布尔、中国上海、泰国曼谷、美国丹佛、美国亚特兰大、墨西哥昆坎—图卢姆、西班牙马德里、加拿大温哥华。在可预期的全球十大超级城市中,竟有两个(武汉与上海)位于长江流域,足见长江文明世界地位之崇高,发展前景之远大。

不同于国家公园主要保护自然,建设国家文化公园,需要对其沿线文化资源所承载的重大事件、重要人物、重头故事进行整合、保护、利用,贯通融合,以点带线,以线带面,促进区域发展。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在“国家文化”,是具有广泛群众认知基础的文化标识和文化象征。

湖北作为长江径流里程(1062千米)最长的省份,在中华文明进程中,始终“为国家、民族兴衰的一大关枢之地”——这是冯天瑜先生对荆楚文化在长江文化中地位的总体评价。

鼎盛时期的楚文化影响遍及大半中国,湖北作为楚文化的发源地,是楚文化核心承载地。对此,身为楚人的冯天瑜先生不无自豪地指出,“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、繁盛之地。楚国文化,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,与中原文化相颉颃,自成一派,上起殷商,下迄秦汉。而湖北,作为楚文化之重镇,从古至今,未尝衰替。从上古的郢都,到中古的荆州,到近古的鄂州,再到今天的武汉,始终为国家、民族兴衰的一大关枢之地。”

同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,荆楚—湖北文化在经历古代既有辉煌、繁盛之后,在19世纪中叶以后,迈入近代转型期。荆楚文化是中国文化整体近代转型的一翼,但又有其地域性特征:一是汉口开埠、西力东侵的外铄性特色;二是“湖北新政”、国家和政府的先导性、主动性作为;三是风云际会、古典与现代交织的瑰丽色彩。武汉“九省总汇之通衢”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,带动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及近代工商业的发展,培植近代文教事业,晚清以来的武汉渐次成为华中首屈一指的经济和文化中心。

地处长江中游诸省,尤其是湖北、湖南,正处在较开化的东南与较封闭的西北的中间地带,借用气象学语言,长江中游处在湿而暖的东南风与干而冷的西北风相交汇的“锋面”,因而气象因素繁复多变,乍暖乍寒,忽晴忽雨。如果说,整个近现代中国都卷入了“古今一大变革之会”,那么,两湖地区更处在风云际会的漩涡中心。湖北在20世纪初叶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基地,继而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、大革命心脏地带、土地革命主战场之一,便是有力的实证。

在冯天瑜先生的新作《长江文明》(与马志亮、丁援合著)一书中,专辟一节为“长江与黄河的纽带:汉江”。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,汉江干流流经江汉平原,于武汉汇入长江,支流伸入甘肃、四川、重庆、河南4省(市)。考古发现已经证明,汉江作为连接长江、黄河两大流域的纽带由来已久。比如,新石器时代晚期,受黄河中游的王湾类型文化影响,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开始出现少量方格纹和绳纹;而黄河中游的王湾类型文化也同样受石家河文化的影响,出现了一些石家河文化盛行的镂空和圈足。在出土的两大流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、中、晚期的器物之上,我们都能看到两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迹象。在此过程中,汉江起到重要纽带作用。

作为长江文明的重要代表,“湖北不独能代表长江文化,还能沟通黄河文化。如山东、河南,只能代表北方文化,不能传播南方文化于北方。湖北则容纳黄河文化,而传播于长江一带。一面自己产生文化,一面又为文化的媒介者,因其沟通南北,能令二元文化调和。在历史上看来,不能不说湖北所贡献及遗留的功劳是最大的。”

作为文史大家,冯天瑜先生以传承中华文化、造福荆楚乡梓、复兴武汉文化的历史使命感,50余年甘之如饴地奉献着自己的学术智慧,独树一帜引领湖北武汉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方向,为湖北武汉区域史研究积累了丰厚的学术资产。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吁吁保护昙华林、汉正街、江汉路、汉口租界等城市老建筑、老街区,维护城市历史的文脉。他认为,在21世纪中华文化阔步走向世界舞台的进程中,今天的武汉应该有充分自信:“武汉形势之优,得滔滔万里的扬子江之赐,古人识此,今人更当举起‘长江文明’旗帜,以之聚集力量,引领潮头。以‘缔造从江汉起’的气派,做‘江汉朝宗’文章,建设活力大武汉,正逢其时,而又时不我待!”(记者孙国平、王晶、田佩雯)